自1998—1999年，三联书店推出10卷本《吴宓日记》以来，吴宓成了时下学界关注的一位热点人物。而与吴宓相关的毛彦文女士也引起了更多人士的注意，但对毛彦文女士1949年以后的情况，几乎很少有人知道，以至于近年来出现了多人多次在文章中把毛彦文女士说成是“90年代初去世”——将活人说死的失实。而事实上，这位跨越三个世纪的老人如今尚在人间。
1898年阴历11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城毛氏大家。辛亥革命后，她先后就读于江山西河女校、杭州女子师范学校、吴兴湖郡女校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、南京金陵女子大学。 1929秋，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，主修中等教育行政。1931年夏获硕士学位后到欧洲游历，与在欧洲游学的吴宓一同回国。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、暨南大学。 1935年2月9日与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，并主持熊氏创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。 1937年12月25日，熊希龄病逝后，他继承了熊氏的慈幼事业，未曾再婚。 1947年，毛彦文当选为“国民大会代表”，且一直连任。 1949年4月到台湾，1950年赴美国。先后就职于旧金山“少年中国报”社、加州大学、华盛顿大学。 1962年回台湾定居，并执教于实践家政专科学校，1966年退休。现居于台北内湖。
在1999年6月以前，我本人也不知道毛彦文女士是否健在。
近期，我的《吴宓传》、《吴宓与〈学衡〉》两本书将分别由东方出版社和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。这两天，出版社分别打来电话，告知相关事宜。而我却急于要将这些消息电告远在台北的毛彦文女士。
今天往台北拔了几次电话，毛彦文女士家无人应答。我马上着急起来。心想：这位103岁的老人，是离上帝最近的，不该会有什么事吧？
越想越着急，下午与台北《传记文学》社的发行人刘王爱生女士通话。她是前任社长刘绍唐（已于今年2月10日去世）的太太，在台北我们见过多次面。
刘太太电话中说：毛彦文女士肯定又是住进了医院。
我说：希望毛彦文女士出院后，能看到我的新书《吴宓传》。这也是刘社长生前给予过帮助并寄予厚望的一本书。
因为毛彦文女士十分关心我怎么写吴宓，尤其想知道吴宓1949年以后的生活状态，更要关注我在传中如何处理吴宓对她的痴迷单恋。
1999年4月，我的《回眸学衡派》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吴宓是书中的核心人物。6月中旬，我第二次到台北作访问研究。
6月16日下午到台北，晚上与几位老朋友在“基督青年会堂”聚餐时，不期而遇《传记文学》社社长刘绍唐夫妇。
我是《传记文学》的作者，且1997年第一次访台时，已与刘社长熟识，相聚过多次。他说胡适当年提携、帮助他办《传记文学》，而我这位以《胡适传》出道的小朋友到台北，他一定要款待。
送《自由守望——胡适派文人引论》、《回眸学衡派》给刘社长之后，我说：“向刘先生打听一个老人！”
素有“野史馆馆主”之称的刘社长主持《传记文学》37年，人缘最熟。他问：“打听谁？”
“毛彦文！”
“熟人。她是我《传记文学》的作者，就住在台北。前几年我还去内湖看过她。”刘社长的话，让我一阵兴奋。因为我早知道毛彦文女士曾为《传记文学》写过回忆胡适的文章。
“如今还健在吗？”我急忙问。
“在！100多岁了。不过要赶快联系。这么大年纪，病病秧秧的，怕是见了，让你扫兴。”刘社长翻着我的书，说道。
“我在写《吴宓传》，想找到她。这次我来台北时间较长，请你指教。”
“她是老名人。昔日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太太、国大代表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她。不过现在的年轻人，就不可能知道毛彦文是何人了！”刘社长说罢，便提示了几个了解毛彦文的线索。
18日，我自市内移居内湖，在诗人杨平的母亲的帮助下，得知毛彦文在内湖的住址和电话。并于19日清晨与照料毛彦文女士生活的“阿姨”取得了联系。
21日上午，电话约好后，朋友开车带我来到毛彦文女士寓所。
这里是一处高级别墅区，住的多是到台湾的国民党的老人。
本身没有子女的毛彦文女士，由一位六十多岁的北方“阿姨”照料，两人共住一栋两层楼。
我和朋友在客厅坐下。在“阿姨”的搀扶下，一位满头银丝、面色红润的老人从卧室慢慢走出。我和朋友忙迎上去问候。
“阿姨”说：“平时她可以靠扶手椅来回走动。起居饭食都好。原来还能到外边走动，去年大病过后，身体差了。”
坐定之后，我递上名片，并自报来意。
“阿姨”要我：“你大声说话，毛老师耳朵不好使！”
毛彦文女士左手接过名片，右手拿起茶几上的放大镜，对我说：“右眼看不见了，这只眼还要用这镜子。”
她在名片上照了几下，侧头大声问我：“这是什么字？”
我知道是名字简体字中的“卫”又出乱子了。
因为两次来台北的经历中，有过多次这种场面。
和听力不好的人对话，双方都要大声说。毛彦文女士大声说话，声音宏亮，使我不敢相信她已是102岁高龄了。
“阿姨”在一旁小声对我说：“她那只眼白内障动手术，没动好。现在看报、看信，都是一只眼，用放大镜。”
我向“阿姨”提出，与毛彦文女士说些过去的事。
“阿姨”忙问：“是说毛老师那个熊先生的事？”
我说：“不是，是其他问题！”
我明白了，毛彦文1949年以后长期在学校执教，所以“阿姨”叫她“毛老师”。
“人年纪大了，100多岁。很远的事记得清楚。现在的事都记不起了。”说罢，“阿姨”忙其他事去了。
现代史上偏僻的江山县出了许多名人。“军统”的戴笠、毛人凤，炙手可热，学术界的毛子水，还有这位名躁一时的总理夫人。
与这么大年纪的老名人对话，我还是第一次。也有些紧张，见面前，想了许多，见了面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朋友见我有些紧张，在一旁小声说：“你慢慢地大声问她，不可着急。”
我便从沙发上起身，绕过茶几，坐到她所坐的老人专用安全椅的旁边，以便说话时她听得清楚。
“毛老师，我从祖国大陆来看你。”我贴近她耳朵边，大声说道。
她有些兴奋，也大声问我：“你是我的什么亲戚，还是朋友的孩子？为什么要来看我这个老人？”
“我不是浙江人，家在河南，在河南大学教书。和你一样，是教师！”
“噢，河南人。教书好。我是从慈幼院教到大学。很多人都叫我老师”。
“我看到祖国大陆出版的熊先生的文集中，收录有你的照片，是和学生在一起照的，很多人。”我知道祖国大陆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的林增平先生，为整理出版熊希龄文集之事，在80年代初曾与毛彦文女士联系过。
“你看，那边有许多祖国大陆寄来的书！我眼看不见了”。她指着另一房间地上堆着的尚未打开包的书说。
不能谈熊希龄，若说开去，她准有许多往事要说。我决定把话题引向吴宓。
“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，正在研究吴宓，写《吴宓传》。”
“研究吴宓，写吴宓？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我发现她是在有意问我。
我说：“吴宓为你写的大量日记和诗词，最有名的《海伦曲》、《忏情诗三十八首》，如今在祖国大陆都已出版。”
她表示出一些遗憾：“可惜我没有看到。”
“那些诗文表达的多是对你的爱慕之情！”我进一步发话。
“他是单方面的。是书呆子。”这是吴宓痴迷终生的女性给他的答案和评价。
接着我谈了吴宓晚年的不幸遭遇。在说到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的情况时，她神情严肃，并插话：“他还是教授吧？”
我说：“是教授，但和他过去在清华当教授不一样了。”
“我在美国教书时，那里有吴宓清华的同事，记不起名字了。”
我想她指的可能是吴宓在清华时好友、同事萧公权先生。因为《吴宓诗集》里有吴、萧的唱和诗。萧先生后来在美国还写过回忆吴宓的文章。
毛彦文女士本身没有孩子，但熊希龄的后代待她颇好，如同亲人。
“阿姨”从里屋走出来为我们加茶水。乡土的感念，使她插话：“我家在黄河北，战乱那会儿，逃难过你们河南开封，50多年了，没回过老家。”
随之“阿姨”讲到熊希龄的后人对毛老师有很多关爱和照料，尤其是在台北的亲属，每周都要来看毛老师，或打电话问候。
由此，我想到了在吴宓身上所表现出的世态炎凉。
听我说到吴宓的后人，毛彦文女士问道：“他孩子都还好？”
这“好”字使我不知道如何回答。我只好说，“都已是老人了。不过她们和你相比，你真是高寿！”
“没用了，没用！拖累人。”听我说她高寿，她的声音更大。
“吴宓1978年初去世，84岁！是他的堂妹吴须曼，用至爱至亲送兄长走完了那段路的。”
毛彦文女士是1962年由美国回台湾定居的，1976年退休。
我说：“内地这几年吴宓很热闹，尤其是他的日记出版，很多人都知道你是吴宓喜欢的女朋友！”
她听罢，摇摇头，回答：“真是无聊！”
“日记中有对你的详细记录！”我说。
听到这里，她表情有些严肃：“哎，他写我，我不知道。”
作为当年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的毛彦文女士，不愿意人们把她与吴宓扯到一起。我送一册《回眸学衡派》给她，并解释说：“这是我写的书，以吴宓为中心，有一章中的几节专门写到你”。
她很关心此事，忙用放大镜看过书名和章目，情绪有些不好，也有点激动，连说两句：“无聊，无聊！”
谈话到此，我发现她头脑很清楚，也很记事。完全是有意回避谈吴宓。我感到再不可以以吴宓为话题了。既然她表示把她与吴宓扯到一起，有些无聊，我觉得自己此时也成了“无聊之人”。
既然一位年过百岁的老人，不愿让昔日的风花雪月搅扯进今日心头宁静的港湾里，那么，我也就知趣退场，好自为之。
我转过与吴宓有关的话题说：“你可以回祖国大陆看看。”
“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。”走动艰难，靠人扶侍的她摇着头说。
临别时，毛彦文女士让照料她生活的“阿姨”，送我和同行的朋友每人一册《往事》。这是她的自传体回忆录，非卖品，印行于1989年。在写作《回眸学衡派》一书时，我没能读到此书。
见她情绪平静下来，我让她在书上签名，她很高兴。离开放大镜，一手持书，一手握笔，她不知道往哪里写，连打开书几次都没写上字。
我着急了，忙让“阿姨”为我另备一张纸——“国民代表大会用笺”，将这张纸放在书的封面上，我把书放正，让她一手拿放大镜，一手写字。
她颤抖着手，第一次写完名字，我发现其中“毛”字少了一横。
她用放大镜照照，感觉不对。
我说：“请再签一次吧！”
她迟疑一下，在旁边又签上“毛彦文”三个字。
分别时是我提出要与她合影，她执意不肯，说：“老了，丑样子。不可以照片示人。”
我能够理解并体会到像她这样一位当年的公众人物，是不愿用今天的一副老态去比照昔日的丰采的。
在友人和“阿姨”的再三劝说，以及我本人的解释下，她才同意拍照。
从10点20分到11时，共40分钟的采访，时间过得很快。想再具体问些有关她与吴宓的往事，又怕她激动，只好起身告辞。
走出毛彦文女士的寓所，我心头充盈着一种感受，意外见到毛彦文女士，不虚此次台北行。
回到我下榻的宾馆，我夜以继日读完了毛彦文女士这本厚厚300页的《往事》一书。毛彦文女士在本书的序言中说，这本书是在胡适先生的启发、督促下写出的。吴宓是反对胡适和白话文新文学的铁杆人物，但却疯狂追求着这么一位新潮女性。毛彦文女士是胡适、沈从文（熊希龄的七弟，为沈从文的姨父）的朋友，也是新文化、新文学的忠实盟友。
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在《往事》一书中，毛彦文女士基本上没有提及她和吴宓的关系问题，我想她是有意回避的。因为她连1931年与吴宓一起从欧洲回国的这件大事都只字未提。
书中附有大量的照片，同时在附录中附有一篇《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》的短文。文章简单地追忆了吴宓一度对她的单恋，和她不爱吴宓的原因。这份材料已被我引进了新出版的《吴宓传》中。
同时，我更清楚了毛彦文女士为什么不爱吴宓：一个是新潮女性，热衷于政治、社会公益事业；一个是旧派文人，只会写旧体诗，写日记。真可谓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走的不是一条路。
吴宓为追求毛彦文女士而离婚，并抛下三个女儿。他曾三下江南，一年欧游，结果毛彦文女士于1935年2月9日嫁给了熊希龄。
1937年12月25日，熊希龄病逝于香港。毛彦文女士继承了熊希龄开创的慈善事业，未曾再婚。她于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的“国大”代表，1949年到台湾，50年代曾到美国加州大学、华盛顿大学等学府谋职，1962年回台湾定居，并执教于“私立实践家政专科学校”，1976年退休。
毛彦文女士如此高寿，且平静地安度晚年。她跨越三个世纪，本身就是奇迹，何况在吴宓的日记中还有那么多故事。
真想再次访台时见到你毛彦文老师！也真切希望你康复出院，看到我的《吴宓传》。你再说“无聊”也没关系！只要此书不搅乱你的平静就好！
我为你祝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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